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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5年我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工作时，第一次听到乡里的老人讲金线渠的逸事。后来在崖底乡任职时，又对师家渠、梁家渠、刘家渠、田家渠、横渠这些村组名字产生过兴趣，并几次到贺家庄村解读大明弘治十四年八月吉旦（1501年）由知州、同知、判官、吏目、儒学立的《陕州贺家庄重兴水利记》碑。在三门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时，为国牛集团建设银杏园时不知多少次登上陕州古城南城门遗址、北城门遗址、东城门遗址，那时在东城墙上还能看到残存的广济渠台基和水楼遗址，还曾到三里桥村跑下沟考察保存下的一段广济渠。 2002年后到交通局工作，又和朋友们几次沿着记载的当年金线渠的走向实地考察过。期间询问过老人，寻觅过遗迹，查看过资料，很为金线渠的毁坏感到遗憾和惋惜。2021年7月以来，我和史智民、陈天栋、牛占亚先生就广济渠、利人渠等有关走向及历史上的修建、疏通及其功能问题多次讨论并多方求证，深感在陕州的水利史上广济渠是一件大事。 （二）
古陕州城，在今三门峡市城区西北部，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被淹没。古陕州城所在地地势复杂，地下水较深，不少地下的井水苦卤，虽临近黄河，水资源确是紧张。雍正《山西通志》卷18《艺文·明十七·碑碍八》记载：“州城高阜，井深两百尺，民难于水。”清·周全功《重修广济渠记》、乾隆《重修陕州直隶州志》卷15《艺文.明十七.碑碍八》记载：“城之中凿井深数仞而不及泉，虽或得之，卒多苦卤。”
隋朝时，陕州城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加快。加之陕州“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襟要”的战略位置，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文帝派大臣邳国公苏威前往陕州负责解决水利问题。苏威到位后决定引水入城，便在陕州东南交口村引橐水开渠入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载：文帝遣邳国公苏威引橐水西北入城，百姓赖其利，故以为名。”《陕州志》卷十九·古迹南北利人渠《元和郡县中志》记载：“南利人渠，东南自硖石界流入，与北渠同时疏导。”这便是三门峡地区最早的引水工程“利人渠”。
    从大明弘治十四年八月吉旦（1501年）知州宋宾、同知马利、判官倪智、知州邢懋、同知刘玺、判官张大鸣、吏目贾贤、吏目徐口、儒学□□□的《陕州贺家庄重兴水利记》中记载：“自成化十九年，春夏少雨，民有旨州上，言者曰：吾贺家庄，洪武间通水利，年来阻塞，明府复作起焉。”“此利兴，足以养民而敬民，此记成，足以光前而启后。”从文中可以看出：修的是南利人渠。说明在大明弘治十四年前后南利人渠尚在利用并发挥着作用。至今，在湖滨区崖底街道的东、西贺家庄，家王庄还能看到当年利人渠的遗迹。 长孙操，字元节，隋末唐初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东）人，曾任陕州刺史。唐高祖时任相国府金曹参军、检校虞州刺史，后跟从唐太宗征讨，参与机密，官至陕州刺史，封乐寿县男。任陕东大行召时，城中无井，他开广济渠，引水入城，百姓颂其遗爱。其子长孙诠娶唐高祖李渊之女新城公主。 交口，自古就是一块形胜之地。《水经注》中记载：“橐水北流出谷，谓之漫涧矣。”交口古称渎谷口，地处南北崤道的交会点，扼东西两京咽喉，为兵家必争的险关要隘，因此得名。隋代的邳国公苏威在这里将青龙涧拦截建坝，开渠将水引进陕州城中，时人称“利人渠”。 隋末战乱不断，陕州的利人渠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建立后，被任命为陕州刺史的长孙操一上任，便带人实地察看几近废弃的利人渠。长孙操亲自组织百姓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交口乡东面的橐[tuó]水上筑起石坝，并加宽加高水渠，使渠水的流量扩大了许多倍。 兴修后的利人渠不仅解决陕州城中的用水，还沿途灌溉农田。现在三门峡市湖滨区的师家渠、刘家渠、梁家渠、田家渠等村落，就是沿渠靠水而名命的。 北宋李昭在陕州任职时专门为长孙操“立庙祠之”。 （三）
从收集到的历史资料看，广济渠的水源主要是：①从菜园乡过村、中庄、桃王、官村、刁家到菜园，再到南北梁的橐水。②从雁翎关、草店、双庙、石门、南县、南北湾到菜园村与橐水汇合的安阳溪水。③从张茅麻塘湾、马家店、卢家店、交口与橐水汇合的淆水。④从火烧阳沟下来的渎谷水。这几支溪流最终汇合入青龙涧河。青龙涧河，是黄河在三门峡段的一个支流。发源于三门峡市陕州区南部的大南山、方山和三角山脚下，流经陕州区菜园乡、张茅乡、张村乡和湖滨区的交口乡、崖底乡，全长45公里，流域面积415平方公里左右，注入黄河。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是三门峡市的母亲河。 广济渠的起点是交口乡交口村引入的橐水（青龙涧河），由东向西。“广济渠源出州城东三十里交口村，堰水越涧蜿蜒入城泮宫瑞莲池州四街。”即从今天的交口村→石板沟→野鹿→吊桥沟→李家窑→西沟→跑下沟→古陕州。金线渠从交口筑坝修渠，爬崖越涧西行数十里，流进陕州凸出城墙三米多高的水楼垌口，在城墙头上从东往西流去，至北城墙尽头跃下城垣，进入州府衙门后花园大池。途经野鹿、斜桥、横渠、师家渠、田家渠、刘家渠、梁家渠、三里桥（上官），渠宽1尺许，长近40里，渠首至渠尾落差70~80米。远远看去广济渠宛如一条金色的链条镶嵌在豫西陕州城郊丘陵的腰际，人们又称之谓金线渠。  到道光末年，橐水水位下降，民众不得不“劈崖凿洞以通渠”，通过改变水渠线路，使渠水再度畅流。到民国初年，广济渠西段废弃。 （四）
广济渠自唐初修建至今，历时1370余年，其间多次疏修。广济渠的淤堵漫塞与陕州地区的土质有关。民国十五年《陕州志》记载，第一次疏浚在金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知州耶律翼民组织沿渠村民对毁坏段修复；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知州黄甄、王云凤和河南府判俞廷辅疏通；嘉靖（1522年—1566年），知州阎俸、隆庆，分守道杨公，知州方惕重疏；明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知州张应宿、赵恒、孙缵祖、龙为光，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知州王嘉宾等均进行修复。明末广济渠淤废。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陕州刺史周全功于1707年7月重加修葺。雍正十三年（1735年），分巡道刘兆几疏修部分渠道，增加陕州城内设施，并命陕州盐捕厅专司维护之职责。乾隆祭沫（1763年）春直隶陕州刺史高积厚考察渠线后重新施工，设关闸7处，调节流量。架设便桥5座，建水楼。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陕州知州赵希曾再度进行疏修。民国初年，广济渠西段损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河南省第十一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陕县县长欧阳珍倡议修复，因渠道淤塞，水量下降，民不堪负而作罢。 广济渠在明清的疏导史上，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任陕州知州的高积厚是值得一提的。他在陕州任上，体察民情，关爱百姓，重修广济渠。一是找出了陕州黄土土质易渗水，不易储水，陕州更加缺水的原因。二是勘察弄清了淤堵的三个问题所在。三是采用了在当时最为环保和有用的修筑办法。四是采取多种分流减压以增加渠道使用寿命。五是提出了自己的不足和担忧。六是给后任以借鉴：“后之君子惠爱吾民，以补其不逮，其功绩应归来者。”做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很是难能可贵。 自清朝以来，对广济渠的疏浚力度加大。刘兆几“又于城内东北偶，另开渠道，使水分入道署，内沿渠凡九百一十二丈亦皆重加疏凿，而令盐捕厅专司其事”。陕州绅士全力支持，地方举人张鹫撰《重修广济渠约》载：“凡我陕人，尚其各输己力，共襄斯举。” 渠北从城东北水楼入，在城内分三条线至南城门附近汇合后出城，西入青龙涧河。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州又完善了城东北偶渠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初四，石板沟村民修渠时死十一人，伤三人。 由于陕州城北部为官方之州部地，城南部多为居民所在，清朝引水入城又增加了人文风水之意。乾隆《重修陕州直隶州志》记载：“按陕龟形也，得水则吉，渠道通而公私皆利，为政君子讵可缓诸。”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周全功撰写的《重修广济渠记》中可以看到：广济渠不仅解决了城中人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了沿渠村民的土地灌溉问题，同时对陕州的文化、教育、人脉、风水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到清中后期水源匮乏，水量减少，金线渠由灌溉变为官中水源，一度甚至成为“病民”工程。 广济渠，虽历经王朝更替，但渠之功能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不仅供于街市，而且有灌溉作用。清康熙年间灌溉沿途农田1281.53亩，乾隆年间浇地800余亩，道光末年有600余亩土地受益。 建国后，广济渠东段渠水尚能浇灌野鹿、斜桥部分耕地。1964年3月开始，国家投资3万元从交口村到梁家渠村新建桥梁涵洞10处，安装铁闸门10个，成立了渠道管理所（1969年解散）。 1976年，野鹿村曾利用渠水建了提灌站。1976年交口到野鹿段中段，原三门峡市水利局测量了从野鹿东利用崖跟金线渠往王官水库调水，挖函洞，砖券，直接引水至王官水库，会兴镇全镇百姓分段施工，解决了会兴全镇水浇地。王官水库一般调水在冬季，沿渠不用水时，把王官水库补够。扩310，崖跟暗渠挖段。那时，函洞出口在山后村沟，王官水库都是靠金线渠调水。交口至野鹿段的水渠到2000左右尚能通水。国道310城区段加宽后沿崖水渠被毁。 在如今，如果金线渠犹在，以水惠民，用水绕城，未必就不是一道风景和一个好的宜居城市的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尚柏仁，河南省陕县人，1963年8月出生，陕西师大在职研究生毕业。1984年8月参加工作，曾在三门峡市湖滨区和三门峡市交通局工作任职，2010年1月任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调研员。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打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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